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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,留下了南京大屠杀有力证据
[ 录入者:徐仕强 | 时间:2014-06-22 11:09:26 | 作者:中华徐氏网 | 来源:中华徐氏网 | 浏览:383次 ]
    以“学术”抗日的广东学者
    曾舌战松冈洋右的外交家
    文:记者 卜松竹
    在广东近代历史上,有这样一位人物:他是中国国际法的先驱,也是民主革命的先驱;他是享誉中外的外交家,也是象牙塔中的学者、教育家;他是同盟会的老会员,但至死都没有加入国民党;他的远东研究,为中国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的对日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;他编纂出版的《南京安全区档案》成为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文本……
    他,就是籍贯广东饶平、出生于汕头的徐淑希。
    出身显赫的资深革命者
    《论语》当课本学普通话
    徐淑希是老资格的革命者,生于1892年4月3日。饶平徐氏当年在汕头相当显赫,徐淑希的妻子刘文庄为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的妹妹,跟中国心理学家陆志韦是连襟。其侄徐腾辉、徐人杰亦为民国有博士学位之著名乡贤,音乐家马思聪、中科院院士杨遵仪及原国民党空军中将黄秉衡是其侄婿。
    徐淑希的父亲徐德辉是一名医生。5岁的时候,父亲病逝,他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,先是在黄冈真道学校读书,后又到汕头华英中学堂学习。求学期间,徐淑希萌生了救亡与建立文明国家的信念。1910年,徐淑希从华英中学堂毕业后,与同文学堂学生许无畏等人参与了革命党人在汕头的活动。当时汕头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就是徐淑希的寓所。1911年3月,汕头同盟分会正式成立,学界中人张则通担任会长兼第四团代表,许无畏为秘书长兼第一团代表,而徐淑希亦被推举为第三团代表并主理财政。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,革命风潮席卷中国,徐淑希参加了张醁村光复汕头、潮州的革命军。但随着各股势力争权夺利,徐淑希对时局感到不满与失望,遂萌退意。
    1912年,徐淑希前往香港大学读书,在这里认识了终身的好朋友晏阳初。正是在其鼓励下,从香港大学毕业后他决定前往美国留学,并最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,1923年,徐淑希受聘到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任教。除了亲自讲授课程,徐淑希在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方面也尽心尽力。当时政治学系的教师阵容,经过他努力邀请延聘,有了极大加强,如吕复讲授宪法,萧公权讲授中国及西方政治思想史,李祖荫讲授行政法,郭云观讲授法学通论及民法,潘昌煦讲授刑法原理,梁仲华讲授地方政府,皆为一时英杰。他还积极开展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合作,邀请诸多美国著名学者来燕大担任客座教授,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开了先河。
    徐淑希在燕京大学任教之前,只在汕头、香港、美国待过,普通话讲得很糟糕,日常只说英语,上课也是用英语,即使跟他的夫人刘文庄女士也是用英语交谈。不过他专门请了一个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北京人做老师,学习普通话,每天早晨上课一小时,课本是《论语》。
    “京都会议”舌战松冈洋右
    为国联论战打赢前哨战
    徐淑希是当时“书生从政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1929年10月,徐淑希作为中国代表的主要发言人,在日本京都参加了第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(以下简称“京都会议”)。他与日本刚刚卸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副总裁的松冈洋右激烈论战,名声大噪。
    20世纪初,被称为“远东巴尔干”的中国东北成为西方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战略焦点。日俄战争后,日本继承了俄国在关东州租借地及满洲铁道的权益,开始了“满洲”的“经营”,逐渐形成了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、关东都督和关东厅为基轴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势力,并不断扩大其在东北的势力范围。1927年,日本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上台,集首相、外相大权于一身,对华采取强硬政策,三次出兵山东,并于1928年5月制造了“济南惨案”,引起了中国人民激烈的抗日、反日运动。在东北,日本军部对张作霖软硬兼施,引诱、强逼不成,便于19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,炸死了张作霖,大有以武力夺取东北之势。
    徐淑希是东北问题的专家。1925年,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《中国及其政治实体:一项有关朝鲜、满洲和蒙古的中外关系研究》就是以中国与日俄美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与争端为研究对象。他强调东北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,指出:“如果说朝鲜仅是中国政治实体的一截肢体,满洲则显然像中国的咽喉一般重要。在满洲问题上向日本妥协,无异于将中国放入其近邻的怀抱中,必被置于死地。”
    由于东北问题的敏感和紧迫,中日与会者在京都会议上的交锋充满了火药味。但时人记载,徐淑希的演讲“皆列举事实,状态甚温和,而发言则颇深刻”,各国代表得以了解东三省的真相,致使松冈洋右恼羞成怒。而松冈洋右在此次会议上已被徐淑希驳斥的许多观点和理论,仍被他毫无遗漏地带到国联大会上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。
    虽然是一种民间外交性质的学术交流,但京都会议成为“无硝烟的战场”和中日国联大论战的预演。会议虽未就东北问题达成共识,但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    随着中日关系日益恶化,徐淑希的东北问题研究,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与采纳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不久,徐淑希即被张学良组织的东北外交研究会聘为委员。1932年,顾维钧担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方代表,徐淑希是顾氏的顾问。1932年11月,蒋介石采纳钱昌照的建议,创建国防设计委员会,徐淑希被任命为首批39位委员之一,与周鲠生、钱端升等人研究国际形势,尤其是对日外交问题。
    编安全区档案
    揭露日军罪行
    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间,日军攻陷南京后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,超过30万同胞遇难。
    屠杀伊始,日军即开始了有计划的、严密的新闻封锁。他们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破坏殆尽,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。日军当局还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。因此,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一个被隔绝、被孤立、被封闭的城市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,想要拿到南京的消息都极为困难。
    但仍然有一些留在南京的国外新闻记者、侨民、红十字会成员、学者等冒着生命危险,通过文字、摄影、摄像等各种方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,也有一部分幸存者,用日记、纪实等形式,将自己亲历的惨剧公之于众。
    当时留在南京的美、英、德、丹麦等外籍人士,出于人道主义,建立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—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”,为没来得及逃离南京的难民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处所。但是,日军不顾国际信义,对躲避在这里的难民大肆进行屠杀、抢劫和奸淫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,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的公函就有69件,递交的暴行报告有428件。
    1939年,徐淑希将这些公函和报告编辑成《南京安全区档案》出版,原书是英文,后译成中文和日文。
    这份外籍人士目睹日军暴行的实录,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,在东京审判确认日军罪行时起到重要作用。


    文章来源:广州日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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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淑希(资料图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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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京安全区档案》英文版(资料图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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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南京宁海路5号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
会总部。(资料图片) (该图由Gettyimages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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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冈洋右,二战甲级战犯,自始至终
参与了日本对中国与亚洲的侵略,如
今与其他甲级战犯一起被供奉在靖国
神社。徐淑希与他在京都会议上有过
一场交锋。(资料图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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